彭燕郊与胡风夫人梅志大量的来往书信显示了1980年代以来这些受难者所承受的历史压力,他们共同营造了一种积极谋求历史地位改变的氛围,并受历史语境的激发而不断地讲述自身的故事。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彭燕郊个人的文化选择,他并未如期完成关于胡风、聂绀弩等前辈的文章,而是花了更多精力从事着外国文学的译介、民间文艺的发掘等方面的“文艺组织活动”,即便是屡受挫折仍投入大量心力。这种活动大大地拓展了彭燕郊的文化身份,凸现了他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化语境的作用。可见当事人的心迹与形象,在历史的要求与个人的诉求之间,也还是有着微妙的差异的,这些差异,无疑为认识个人与当代文化的关联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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