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动态
叙事学诞生的标志是1966年第8期巴黎出版的《交际》杂志中关于“符号学研究——叙事作品结构分析”专刊,通过一系列文章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公诸于众。而1969年法国批评家托多罗夫在其《<十日谈>语法》中第一次使用了叙事学这个术语。这段时期的经典叙事学,即结构主义叙事学,主要研究小说故事结构、叙事技巧。
经典叙事学在法国兴起后得到美国学界的热烈响应,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在美国发展的势头相当好,但在英国发展势头比较小。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典叙事学遭到后结构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抨击,产生了顺应读者反应批评、文化研究等新兴学派,关注读者和语境的后经典叙事学,此后出现了至少五个方面的转移:从作品本身转向读者的阐释过程;借用其他领域的分析工具;分析口头叙事的方法,研究读者对叙事过程的理解;关注社会历史语境如何影响或导致叙事结构的发展;以及注重跨学科研究,广泛应用于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教育学等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叙事学研究逐渐兴盛,主要是对西方叙事学理论的翻译、介绍和运用,关注小说的叙事,对西方叙事学研究有一种跟风的研究态势,缺乏理论的拓展;同时,80年代叙事学的传入,让中国的学者开拓眼界,涌现出一批以申丹为代表的将叙事学作为自身毕生的学术追求的学者。
20世纪90年代,认知科学和认知语言学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因此也产生了认知叙事学,申丹在2004年出版的《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中,评析了认知叙事学的本质特征和不同的研究模式,但这个研究领域在国内的应用还不够完善。
同一时期,教育叙事研究传入我国,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熊沐清和邓达在2010年首次提出叙事性外语教学,运用叙事、推理、倾听等方式,促进语言认知水平提升,增强意义潜势,达成与世界的沟通。同时指出叙事性外语教学包括想象型、口头型和书面型叙事三种类型。 叙事性外语教学理论的提出,立即引起广大学者的关注。
李凌燕,吴晶(2012)指出叙事能力的培养对大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提高会产生正迁移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学生词汇和句法使用能力的提高;语篇衔接连贯性得到提高;并且所述内容有情节,更富有感染力。同时,将叙事能力分成“复述能力”“讲述能力”和“自述能力”,并就这三个层次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措施。
常永才,杨小英(2012)指出在布鲁纳的建议下,应该将科学理解换算成叙事的形式,或说是“叙事的启迪法”,并提出教师可以结合五个元素设计叙事教学法,即一个虚构或真实的故事、行动者、可认知的场合、方式和采取的行动。从而解决大学生厌学的情况,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益。
米卫兰,张敏(2012)提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语境下,不仅要促进外语教师行为的叙事化,教学内容的叙事化,同时要注重教学过程的叙事化,学习者应充分调动认知和情感因素,积极参与叙事活动中,促进知识的建构和内化。
蒋苏琴(2013)在《叙事教学法与英语语块习得》中,运用叙事教学法在实际教学操作中指导英语语块教学,让学生成为语境的创造者和参与者,有利于提高大学生语言持续学习的能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戚亚军(2013)从“以写促学”的叙事心理学视角,提出故事化写作的实施操作。
刘秋成(2014)研究了叙事视域下大学生叙事能力的培养,提出了课前讲小故事,课中教学内容增加真实性以及课后续写来提高大学生叙事能力等。
综上所述,大学生叙事能力的培养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大部分研究是在叙事教学法视角下,从英语的语块,阅读和写作出发,提出相应的措施,以此来提高大学生英语叙事能力。但对于大学生英语叙事能力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相关成果非常少,并且在阅读和写作等方面提出的策略尚缺乏系统性。
因此,本课题小组从国家提出的“文化走出去战略”和“讲好中国好故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视角,研究影响大学生英语叙事能力的因素,并通过量性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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